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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改革開放共成長》獲獎征文CURRENT AFFAIRS
《我與改革開放共成長》獲獎征文 / 正文
改革開放是富民強國的必由之路

  我是五十年代初生人,1971年在安徽省財政金融學校學習,由于當時在同學中學歷稍高,又品學兼優,全班挑一,畢業后分配到安徽省財政金融局農村金融處工作。1974年財政與銀行分設,我隨農村金融處到了人民銀行安徽省分行。后省人行推薦我上了大學,成為工農兵學員。1977年畢業,回到省分行。在大學期間入了黨。那時候,三中全會還沒有召開,政治、經濟繼續沿襲老的體制,生活還是很困難。記得有一年春節,處領導讓我帶著他的親筆信去阜陽市找人從肉聯廠買豬油。我背回來,在同事家熬成油膏分發給職工,大家滿心歡喜。那時物資緊張,合肥菜市場每天早晨只有幾斤豬油售賣指標。為了買到豬油,老百姓要頭天晚上就去排隊,到第二天早晨如能買到一星半點的則高興得很了。

  1978年12月三中全會,小平同志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形勢發生了根本性轉變。自那以后,我先是參加了一年多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主要是全國各地到處跑外調、寫平反結論。隨后省分行成立金融研究室,我主動要求離開政治處,參與金融研究室的組建。在金融研究室我具體負責《安徽金融研究》的編輯。這期間,我在《經濟研究》雜志發表了一小段與孫冶方商榷的文字,一下子提起做經濟、金融研究的興趣。當時正值全國思想解放,我一邊工作,一邊聯系安徽金融經濟實際,從事現實金融問題的研究。這個時候,總行的《金融研究動態》(內部刊物)剛出刊不久,我在上面發表了多篇文章,多數在目錄中以黑體字提示,引起了同行注意。1981年12月,我隨省分行王文煥行長參加在廣西南寧召開的中國金融學會首屆年會,在會上發表的論文后選入了會議文選。會議期間,《金融研究》總編蒿日升同志約見我,見面很感驚奇,說原以為你是一位老同志,卻原來那么年輕。后來,我成為《金融研究》確定的大約10位特約撰稿人之一。

  1982年職稱改革,年底我被破格評定為助理研究員。1983年根據安徽省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我的老婆孩子戶口遷到了合肥市。這是小平同志推進改革開放后當時我的最大福利。原來以為我們夫妻分居是一輩子的事了,參加工作不久還曾一度要調回安慶。不是改革開放,哪里能想得到他們能進城,成為吃“商品糧”的。1982年我提拔為副科長。1983年10月破格提拔為人民銀行安慶中心支行副行長、黨組副書記,成副處級了。在安慶,我一邊努力工作,一邊仍然思考現實問題,做研究工作。

  1984年,中國工商銀行分出后,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總行缺干部,經國務院領導特批,人民銀行從全國調10名干部進京,我成為其中之一。這樣,我們一家人就進了北京。開始在總行調查研究室一處候任,后任處長。再后來,拆分調查研究室,人隨業務走,我到了調查統計司經濟分析處任處長。1986年在中央黨校中青年干部培訓班學習一年。這期間,我一邊完成黨校規定的功課,一邊回顧總結在中央銀行的工作經歷,總結提煉經濟金融調查和分析工作經驗。經過三年努力,寫成《中央銀行宏觀經濟分析》一書,于1990年正式出版。這本50多萬字的書,在當時人民銀行系統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也被一些財經院校列為學生必讀書。1989年經群眾推薦和組織考察,已經確認提拔我為調統司副司長,1990年正式任命。在張屯司長領導下,具體負責經濟調查和經濟分析工作。那段時間,一年有半年在外出差。調查統計司的內部刊物《調查統計與分析》所載文稿,那幾年由我簽發的約占三分之二。

  1992年11月小平同志提議恢復中央財經領導小組,1993年2月成立中財辦。周正慶副行長(時任)向曾培炎主任推薦我到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我去年才從培炎同志寫的回憶錄中得知此事)。在曾培炎主任領導下整整工作了五年。這期間,參與了多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的準備,參與了歷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文件的起草。1997年中財辦籌備第一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培炎同志讓我任文件起草組副組長,輔助魏禮群同志工作。在中財辦,我任財貿組副組長,輔助蔣祖祺同志工作。我具體負責聯系財政和銀行,負責及時反映財政和銀行運行情況,寫了很多內部上報材料。

  1997年10月,我回到人民銀行任貨幣政策司司長,同時兼任貨幣政策委員會秘書長,到2003年10月,整整六年的時間。先后在戴相龍(5年)、周小川(1年)行長領導下工作。這期間,我與同事們一道,努力從中國實際出發,提出中國貨幣政策建議并組織具體操作。這六年,執行穩健貨幣政策方針,保持了貨幣信貸基本穩定,推進貨幣政策間接調控,維護國際收支平衡,配合監管部門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現在回過頭看,那一時期各項主要宏觀金融指標控制得是比較平穩的。

  我的最后一份工作,是任征信管理局局長同時兼任征信中心主任,后來專職任征信中心主任,一直到2010年3月退休。這六年半,與同事們一起,建立了適合中國實際的信貸征信制度和全國集中統一的企業和個人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又稱企業和個人征信系統。當年溫家寶總理準備在金融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需要就信用體系建設講一段話。總理秘書直接找到我,我寫了一段作為素材。溫總理講話確立了中國信貸征信體系建設的總體思路,至今證明是正確的。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信貸征信體系的效率是最高的。因為我們建設的是全國集中數據庫,它覆蓋了全國所有的信貸機構,它做到了及時、完整、準確地采集和分發借貨人的信用信息,而一些發達國家卻做不到。我還在崗位上時跟美國的同行交流中,我說我們的體系比他們的效率高,他們也是認賬的。因為在美國,個人征信機構經過很多年的競爭由200多家集中到三家,但由于各自的歷史淵源不同,各家采集的信貸人信息都是不完整的。征信信息共享的關鍵是及時、完整、準確,做不到這一點,就不能說是最好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有充分的自信。

  到2019年1月我就滿69周歲了。古人言,“人生七十古來稀”。雖然現在北京上海的平均年齡已經超過80歲,老干部局通報去年人民銀行退休干部平均年齡達到88歲,但無論如何年滿70也已經進入了遲暮之年。我們這一代人,與共和國同齡,遇上了好時代。我的父親母親,他們只分別活了64歲和49歲。他們年輕時過于勞累和艱苦。回想我自己的這前后兩個30年,沒有前30年,我得不到如此良好的教育。其中雖然有不乏痛苦的回憶,但國家獨立了,強大了,本人也健康成長了。當然日子過的更好,還是后30年。個人成長快,主要是1979年以后。沒有改革開放,沒有思想解放,沒有實事求是,我不可能那么快地出成果,那么快被提拔上來,我的家庭也沒有那么快團圓。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是國家發展進步的活力之源;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回顧自己的親身經歷,我衷心擁護改革開放。

  歷史發展到今天,我們進入了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十九大指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我們自己享受改革開放好處的同時,我們要時刻想到尚有眾多的人們目前工作和生活狀況還比較困難。雖然他們現在的困難與我們曾經經歷過的困難已大不相同,但努力幫助他們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是我們每一個先期生活得較好的人的責任。我雖然已經離開工作崗位多年,但崗位退休思想不能退休,仍要盡己所能為他們鼓與呼。發揮老同志的作用,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把新時代民族復興偉大工程推向前進。

責任編輯:趙乘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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