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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改革開放共成長》獲獎征文CURRENT AFFAIRS
《我與改革開放共成長》獲獎征文 / 正文
大時代,小記憶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起始于1978年的那場深刻變革,歷史性地改變了泱泱大國的發展進程。

  作為80年代初出生的一撥兒人,我從呱呱墜地起就成長在改革開放的環境里,可以說,我們這代人見證的是改革開放的歲月,享受的是改革開放的成果。本文從個人視角出發,擷取了記憶深處幾個難忘的片段,試圖為這個時代做一個注腳。

  一、當年最“牛”的單位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擔負農村商業流通“統購統銷”職能的供銷社系統是各行各業中的“香餑餑”。父親那時就在我們當地的供銷社工作,這家單位“牛”到什么什么程度呢?那時候,家里住的是父親單位蓋的“家屬院”,我上的是供銷社附屬的幼兒園,在當時,“家屬院”和幼兒園可是當地政府機關都沒有的配置啊!

  父親曾跟我聊起過當年他參與下鄉收購土特產的經歷,他戲謔地提到,當年他們以多么便宜的價格從農民那里收購古董,又以多么便宜的價格“賣”給國家,感慨那時完全沒有動腦筋自己留下些什么,否則現在我就可以安心當個富二代了。

  即便如此家里還是沾了父親的很多光。在那個物資緊缺的年代,家里第一臺冰箱是“日立”的,這臺冰箱先后在我家、大伯家服役十多年,使我第一次見識了“日本制造”的質量,第二臺冰箱換成了蘇聯的“明斯克”,聲音特別大,是一只耗電老虎,每次啟動時家里的白熾燈都要暗一下。還記得,上三四年級那年刮起“搶購風”,家里托關系早早就屯好了一衣柜做被子用的布匹,這些布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才用完,同樣也是很久很久以后,我才在書上讀到,那一年的“物價闖關”被認為是1978年以來最大的一次經濟失控。

  80年代末期以后,物資逐漸從短缺到豐富,農村商業流通體系從“統購統銷”發展為百花齊放,供銷社系統風光不在,老百姓的購物場所、方式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二、交大往事

  1998年我考入上海交大,彼時學校剛剛紀念建校100周年不久,多少還有一些校慶的氣氛,師生決心在新的起點上努力奮進,迎來新的輝煌。

  但給我這個鄉下來的土包子印象最深的還不是這些,而是同學們多姿多彩的學習和生活方式:有同學進入我們英語系不久,就轉入了數學系,理由是更喜歡;有同學上了一年學后,考入一所北歐的大學,與從高中到大學都同班的女朋友和平分手;有同學矢志創業,大學四年幾乎都在忙于聯合其他院系的朋友搞項目;有同學參加歌唱比賽掙了一筆“巨款”,然后把這筆錢捐給了學校成立獎學金;有同學在畢業前帶領我們跟學校搞“斗爭”,要求學校給我們發理學士而不是文學士的學位證書,因為感覺交大的理學士證書更有“含金量”,后來“斗爭”成功了……

  從世紀之交的同齡人身上,我清晰地感受到了這代人經歷了確定性思維到批判性思維,從隨流從眾到內心覺醒,從“習慣被安排”到自主安排人生的轉變過程。

  三、鄂爾多斯

  2002到2003年,我參加共青團中央組織的支教團,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的一所農村初中任教。

  那時鄂爾多斯的“揚眉吐氣”(羊絨、煤、稀土、天然氣)四大產業剛剛起步。有一天,學校的一位老師辭去了公職,用積蓄買了貨車干起了給煤礦拉煤的生意,同事們紛紛表示惋惜:放著體面的工作不干,非要去賺這個辛苦錢!

  這位同事后來用原始積累搞定了煤礦的承包,幾乎一夜之間成了富翁。

  一批鄂爾多斯人通過這種方式暴富,財富又通過城市建設、放貸等方式聚集、擴散和再分配。這個曾經因為貧窮,在我支教時被稱作“內蒙古西部”的地區,七八年后人均GDP超過香港,當然這是后話。后來我失去了跟那位老師的聯系,也不知道在2011年資源價格下降后的那波大潮中,他又發生了怎樣的故事。

  2003年春天,“非典”疫情席卷神州,內蒙古是疫情嚴重的省區之一,學校的學生和老師全都放假回家了,只剩我們四個支教的老師不能回家住在學校,幾乎天天靠庫存的酸菜和土豆度日。一個多月后疫情解除,開往市里的班車也恢復,我們四個餓鬼高高興興地到乘車去東勝飽餐了一頓好吃的,飯后不久,我就因為肚子劇痛進了醫院。直到今天,我仍然非常感謝東勝人民醫院內科的那位主治大夫,她第一時間確診了我因為吃的太快太飽,患上了急性胰腺炎,并給予了對癥治療。

  因為治療需要禁食,出院時我瘦了20多斤。

  回到上海以后,我驚訝地發現,去內蒙前寄存在老師那里的電腦已經很難再用了,配置落伍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移動存儲介質已經從3.5英寸軟盤變成了“U盤”,而那臺電腦上并沒有“U盤”插口。

  四、大牛市

  2005年下半年,研究生同學們都陸陸續續找到了工作,由于股市已經經歷了多年的不景氣,我們金融系同學中投身證券市場的寥寥。

  2006年春天畢業后,我跟另外三個同學一起租住在浦東新區花木的一套公寓中。我在交易平臺工作,他們仨一個在商業銀行做債券、一個在先進制造行業做供應鏈,一個在基金公司做股票,三個剛畢業不久的社會新人每天下班后做做飯、看看書、聊聊李宇春和張靚穎誰更應該拿“超女”冠軍,倒也過的其樂融融。

  大概是年底的某一天吧,那位在基金公司工作的同學從菜市場回來,跟我們說剛才買菜時看上了中介帶看的一套附近的房子,已經付了定金,不久就要搬出去了。就這樣,我們的兄弟連解散了。

  這一年,上證綜指從年初1161.06點起步,到年底達到2675.47點。

  五、星星之火

  2009年,北京,國際金融危機最高峰剛過去不久,全球金融體系仍處于動蕩之中,位于金融街和長安街交口的人民銀行大樓經常在夜晚仍然燈火通明,許多領導和員工在加班加點地工作。我當時作為國際司的一名借調人員,經常會在國外同事發來的郵件開頭讀到這樣的話:“我了解危機以來人民銀行的同事經常處于超負荷的工作之中,但很抱歉,以下事情仍需請您盡快協調處理……”

  人民銀行除了被動應對,也在主動出擊,爭取抓住“危機”中的“機”,推動一批重大改革開放措施落地,其中包括試點在跨境貿易中使用人民幣進行結算,這個項目在起步階段曾經由國際司牽頭推動。

  有段時間,我的工作就是統計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的各項數據、撰寫報告。記得有一天,當發現第一次有境內代理行向境外參加行提供賬戶融資時,我興奮地打算把這“首筆”業務作為報告的亮點,但由于這筆融資利率顯著高于當天國內的同業拆借利率,于是打電話向代理行的聯系人進行了核實。

  不一會兒,我收到了這家大型國有商業銀行金融市場部門負責人打來的電話,她先是小心翼翼地問我負責哪塊,又跟我解釋這筆融資利率偏高的原因是掛鉤了某天一筆對客交易。我跟她簡單解釋,我只是需要掌握一下有關情況,以便若領導萬一問起可以答復。

  其實我當時心里想說的是,我巴不得您在在政策范圍內大膽嘗試,盡快把業務做大吶!

  2016年10月,人民幣正式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現在,人民幣已成為全球第五大支付貨幣,市場占有率為2.04%。

  六、海歸

  近幾年,每到招聘季,我經常有機會協助人事部門處理簡歷篩選和面試,一個突出的感受是:現在具有國際化教育背景或經歷的年輕人太多了。

  有報道稱,繼上世紀50年代初和90年代初之后,中國近10年來正在第三次留學生歸國潮,而且海歸“逆差”已經轉為“順差”、規模不斷擴大。從我所在部門的小環境看,經理及以下級別員工幾乎一水兒的海歸。

  我在工作中也特別留意觀察這些小海歸們,總結他們身上具有的特質。一是海歸經歷背后的閱歷。能支撐海歸們完成出國留學的家庭,都是屬于相對有一定實力的圈層,孩子在這樣的家庭中接受出國前培養,加之在海外學習和工作獲得的經歷,使得他們見過更多“大世面”,在思想觀念、為人處世上具有一定的綜合優勢,在業務中,體現為更容易以“平等”、“務實”的姿態與我們的國際同行打交道。二是海歸經歷通常意味著有一定抗壓能力,國外的大學特別是名校是寬進嚴出,課程涉獵范圍廣泛,考察方式靈活豐富,那些熬夜寫過Paper和通宵瘋狂小組討論Presentation的同學往往都深有感觸,加之漂洋過海后,語言、氣候和生活習慣都不適應,遠離了父母的照顧和朋友的關心,遠離了熟悉的環境和安全感,獨自一人抗住孤獨和寂寞,打理生活還要努力學習,最終能夠克服這些重重障礙成功畢業的,往往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小年輕兒的抗壓能力不錯!三是較為突出的學習能力。海歸的增多使得各方面對他們的背景要求也水漲船高,現在有個觀念是“招海歸最好招名校的”,名校光環通常意味學習能力強,學東西快,讓單位有可能花更少的時間和成本把一個新手培養出來,比其他人更快的上手工作。

  國內用人機構這幾年對海歸的態度已經趨于理性,海歸不一定意味著絕對的競爭優勢,但總體而言,大多數海歸身上都像背著一個礦山,用心挖掘后,總能在這座礦里挖出什么。

  我們剛剛經歷了一個恍如隔世的40年,這40年在人類歷史長河中不過是浪花一朵,但對于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卻是一個絢爛、壯麗的華章。改革開放還在繼續,我們這代人也將近不惑,讓我們為這個時代留下證言,也讓我們繼續努力,努力在新時代的天地間留下自己那一行清晰的足印。

責任編輯:趙乘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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